“拓荒牛”——访社会科学院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古念良
■ 韩天雨
1980年10月，我在广州访问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古念良同志。
古念良年过六旬，精神矍铄，言谈锋利，又热情好客。他本来正与几位皓首老人谈工作，见我一到，便放下工作来接待。他十分坦率地告诉我：“港澳经济研究，在我国还没有个专门机构。这次建立研究中心，是为填补这个空白。我现在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资料，二是要有能运用和掌握这些资料的人，当然还要有个安身之所。至于我自己，就做一头‘拓荒牛’。”据我所知，老古现在面临的，可以说一无资料二无人，两间办公室也是借用的，正因为这样，我十分赞赏他这种以“拓荒牛”自喻精神。我们搞四化，正需要更多这样的“拓荒牛”。
1980年3月，古念良作为“中国经济专家代表团”成员，与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等同志到香港参加“80年代中国经济展望”研讨会。他讲了中国技术引进问题，曾饮誉香港。回来后略作准备，8月份就带了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从北京到广州筹建研究中心。两个月里，他们已经编译出版了《世界出口加工区概览》一书，人员也有了二十多位。这些人当中都是借调来工作的，也有些是聘请来的已退休的教授、副教授和专家，他们都决心在垂暮之年，为港澳经济研究工作做出贡献。随着对老古更多的了解，我愈发感到他委实有一种扎扎实实的“拓荒牛”精神。这种精神来得并非偶然，这大约和他长期进行党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关的。我原以为他只是一个老经济学家，没想到他还是一个老革命。他1939年入党，在西南联大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皖南事变后，组织上派他和爱人沈吾华等同志去滇西北工作，由他担任武定地区七个县的中心县委书记。但由于和上级失去了联系，工作无法展开，他们又几经辗转，到了重庆。
沈吾华同志是沈钧儒老人的侄女。他们到重庆后就现住在沈老家里。通过沈老的转达，周副主席当即派邓颖超同志前往看望古念良和沈吾华，以后又接他们到红岩村。从此，古念良便留在重庆，到复旦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1945年初，他被调到南方局机关，在许涤新同志领导的经济组工作。抗战一胜利，他就被派往上海筹办“现代经济通讯社”。不久，又到香港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写过了不少关于经济方面的文章，并担任过《经济导报》总编辑。解放初，他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广州市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局长，担负了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不幸的是，古念良过早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无辜牺牲品，1958年被错划右派。从此，一个优秀的经济工作者和内行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到农场去放牛。谈到这些，老古说：“除了开除党籍，其他我都不在乎。‘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当不当局长，对我倒是无所谓。只是不能再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感到十分懊恼。”
二十年的磨难，对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来说是不堪设想的。而对于一个经历过革命考验的人，一个曾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经济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磨难只有使老古更坚定，更懂得人生的价值。1978年春，他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审工作。他离开广州时，现任《羊城晚报》总编辑吴有恒同志题赠他一首诗：
题诗我欲送君行，意态忽然甚纵横。
二十年来将冷眼，空无物处看浮生。
不因成败论诸葛，未肯著书比老彭。
此去琼林应夺席，莫教博士浪谈经。
这首诗到1980年5月29日才发表复刊不久的《羊城晚报》上，吴有恒同志写道：“我故作豪语，以壮其行，却未敢轻易给别人看。我对这位友人（即古念良）说：‘过两年发表。’我料两年以后，右派问题，当会改正。”1979年老古的问题果然得到了改正。二十年的“冷眼”结束了，老古又可以施展他熟谙于经济工作的才干了。
老古不是那种服老的人。从他的言谈中，比如他对港澳经济研究工作的设想，以及对广东设置特区以后的工作看法，都会使人感到他的内心里有一团火；是一团把有生之年倾注到四化中去的火。否则，他也不会再做“拓荒牛”，完全可以以花甲之龄安度晚年了。目前，他正在考虑如何着手研究香港经济二十年来的发展，以及在我国四化过程中，怎样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等问题。可见，“廉颇”不老，还是豪情满怀！
老古谈到他二十多年的遭遇时，对他的爱人沈吾华表现了深深的敬意。他说：“文章误我，我误妻房。可我爱人根本不相信我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她这半边天承担了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子女教育，三个孩子入了党。”听了这话，我决定再访一次沈吾华同志。
沈吾华也六十出头了，现任广州教师进修学院党委副书记。这是一位朴朴实实的老同志，让你刚一接触就感到很亲切。她原名叫沈语，吾华是伯父沈钧儒老人给改的。沈老认为“吾华“这个名字响亮。沈吾华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地质系，并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以后和老古一起离开云南，赴重庆，1944年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四部担任文化教员。解放后，她一直在广州工作，把二十多年的光阴贡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访过这对可敬的革命老夫妻，我脑子里总转着“拓荒牛“三个字。他们的一生 ，都在党的事业这块土地上开拓，虽然蒙冤受屈，对党对人民的一颗赤诚之心，仍然是炽热的。像这样的前辈，不但值得我们敬重，还要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起拓荒，让荒地早结出丰硕的果实。
（选自《光明日报》1981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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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古念良（1918～1991年），又名古锡麟，广东中山市五桂山镇桂南马溪村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西南联大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皖南事变后，受组织委派到滇西北开展革命工作，担任武定地区七个县中心县委书记。不久到重庆，在复旦大学攻读经济学。1945年初，调中共南方局机关，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上海筹办现代经济通讯，后派往香港从事经济研究，曾担任《经济导报》总编辑。建国初，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广州市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局长。参与起草广州市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春，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政治经济学辞典》编审工作。1979年平反后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80年8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并编辑出版《世界出口加工区概览》。1991年3月于广州病逝。
古念良是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和优秀的领导者。特别是对香港经济及经济特区的专门研究，具有精辟的见解，是国内和港澳学术界知名专家。《古念良文集》在作者逝世后由《古念良文集》编辑组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集收编其生前所著论文、讲话共48篇，20万字。
